“受贿10万元和500万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异过大，容易导致不公。”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成为了热门话题。笔者认为，贪污受贿10万元、500万元，量刑基本在10年上下，除却其中或许存在的地区平衡和个案情节差异等因素，即使存在外界认为的“不公”，并不是法院在量刑把握上有偏差，而是立法时就已造成了偏差。

纵观现代各国立法，并未要求以一定的数额为入罪标准，大多以犯罪主体身份、犯罪动机、是否利用职务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中规定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极其罕见。例如德国在受贿罪的处罚上，对司法人员的刑罚要比一般公务员严厉的多，无论是起点刑还是最高刑都是一般公务员的两倍。在客观要件上没有构成犯罪最低数额的限制，受贿罪的成立不受实际收受与否的限制。美国联邦贿赂法第201条则规定，对于犯有重型贿赂罪的（有枉法意图），判处15年以下的拘禁刑；对于犯有轻刑贿赂罪的（无枉法意图），判处2年以下的拘禁刑。

刑法第383条规定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数额标准不合理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客观上也造成量刑结果的不合理，进而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背离。对此，洛阳市西工区法院吴可征认为，改变这种“怪”现状，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立法上降低以贪污、受贿数额量刑为主的分量，增加其他量刑因素的比重，比如犯罪动机、主体身份、受贿次数等。第二，仿照其他一些国家，制定“量刑指南”，把量刑标准细化、统一化，何种情形用何种判法，挤出法官自由裁量权中的“水分”，扯断法律弹性过大的“橡皮筋”。三是受贿行贿应一视同仁，在贿赂案件当中，多是处理受贿人，而行贿人则免责化、轻责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亦对受贿与行贿同等处罚，即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作相同的评价。应在刑事上加重对行贿者的处罚，同时加大对其经济制裁，增加行贿的风险和成本，从而给准备行贿的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