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词人秦观有一年在河南汝阳任职时，由于劳累过度，脾胃不调，出现厌食、胸闷、恶心、腹胀等症状，经当地名医诊治服药数周不见好转，秦观忧心忡忡，结果病情加重。略通医道的好友高氏是位古画收藏家，闻此便自告奋勇要为秦观治病。但他切脉后既不开方也不用药，而拿出一幅唐代王维的山水名作《辋川图》对秦观说：“你的病虽不重，但须平心静气，凝神细看此画便好。”秦观听从好友之言，天天凝神观画，结果顽疾果真不医而愈。看罢如此典故，不禁使人联想到时下法官化解社会矛盾，高氏以画作“药”医秦观顽疾看似与法官化解矛盾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琢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感触颇深。

“把脉开方”贵在“方”。毋庸讳言，一个连名医都难治愈的顽疾，按理说秦观此病不轻，但高氏切脉后，之所以敢一反医道常规，治病不用药，乃号出了秦观虽有恶心、胸闷、厌食、腹胀之病理反应，但“症”在“心”上，而是由于他操劳过度所致，故“心病”还须“心药”治。高氏拿出的王维名作《辋川图》虽不是药，但对秦观病体而言却胜似药。同样，法官化解当事人的矛盾也有一个“把脉开方”的过程。面对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心态，法官同样要有“治病治根”的“切脉之术”。案件的主要矛盾何在？各方纠结的症结是啥？破解矛盾的突破口在哪？怎样才能牵住矛盾化解的牛鼻子？法官既要有高氏那样把“脉”切准、切到位的高超“切脉之术”，也要有透过当事人的“矛盾表相”号准其真正的“病根”所在的独具只眼，更要有像高氏那样善于开出别具匠心的“以画治病”之类的调解奇方和特效方。

“对症下药”诀在“药”。高氏送秦观的《辋川图》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此画非同一般。众所周知，王维乃唐诗人与画家，苏轼称道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辋川图》乃艺术瑰宝，画中山青林秀，笔墨迷离酣畅，奇峰叠峦，空山鸟语，实乃妙手丹青、大家之作。因此，秦观天天凝神观之，日复一日，渐渐觉得好像离开病榻，进入到画中美好境界，似乎山谷中送来阵阵清风，放佛树林里传来声声鸟鸣，顿觉神清气爽，豁然开朗。由此可见，“以画作药”能治病的关键是此画非同寻常。同样，法官在矛盾化解过程中，也要借鉴马氏 “以画作药”的“特效药”。“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要善于寻求“曲径通幽”之“药”；针尖对麦芒不可开交时，要善于巧用“清热败火”之“药”；法院力所难及时，要善于采用“接地气”、“借东风”等诸般“舒筋活血”之“药”……因而，就要敢于开拓创新，转变矛盾化解观念与思路，着力研讨矛盾化解新机制，密织调解网络，创新设置温馨调解室，优化调解方式与方法，使法院的矛盾化解与社区调解相结合，与当事人的素养和心理需求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和地方风俗相结合。从而将法院的矛盾化解工作由过去主要是法官说教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由传统面对面、背靠背式的化解向紧贴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迎合群众喜好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切准现代生活定位的多元转化。

“投其所好”要知其“好”。高氏之所以能将秦观顽疾治愈的另一奥秘就在投其所好。秦观乃北宋词人，既能词又能诗，文辞为苏轼所赏识。试想，若秦观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高氏所送之画再好又有何用？！正如高氏后来对秦观坦言：“我令你凝神观画，是让你宁心安神，舒和心气，有如练习气功，再加上你喜文惜墨，画中有令人清新的境界，定教你心领神会，乐趣横生，再加之休息调养病即可除。”同理，法官在与当事人调解时一样有 “投其所好”之诀。面对心态各异的当事人，法官只有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既“身”入群众，又“心”入群众，只有对当事人的性格特征、情趣爱好等了如指掌，化解起矛盾来才能得心应手。相反，倘若我们对当事人不深入调查，不分析研究，不知当事人有何爱好和性格特征，就不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矛盾化解起来即便把嘴磨破也难以奏效。走笔至此，笔者想起郑州某区法院的一位法官成功调解的故事。刚开始他与案中老大爷做工作时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后得知这大爷是个“豫剧迷”，同样爱好豫剧的他最终用一豫剧中的矛盾化解故事打开了大爷的“心锁”。由此可见，法官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只有号准当事人的“爱好之脉”，“ 投其所好”，才会有“共同语言”，话也才能说到点子上，工作才能做到当事人的心坎里，矛盾化解起来也才能水到渠成，马到成功。